宏观经济机制设计: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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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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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戴天宇老师即将出版的《宏观经济机制设计》
西方主流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的盛行及其对话语权的把控,束缚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形成了可怕的思维定式,一说到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似乎就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真正的剑术高手,不滞於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现代资本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依据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的价格(谁出钱多配置给谁)、当期收益(谁现在赚钱多配置给谁)转向了未来预期收益(谁未来赚钱多配置给谁,如VC投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主要对象也逐步转向预期社会意义上的未来预期收益。信心比黄金更贵重,一切有利于稳定和提升预期的措施,都可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譬如,GDP增长目标设定本身就能作为一种政策手段,经济萧条时适当拔高一点,经济过热时适当压低一点,以平滑商业活动的预期;再譬如舆论宣传,既是国家的一种战争手段,也是一种宏观经济预期调控手段;又譬如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交易成本,同样也能提升企业未来预期收益。
事实上,当宏观经济系统运行不畅,病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种外部的喂食或输血,指望宏观经济系统本身的自愈能力恢复健康,虽然也有效果,但显然不是治本治根的办法,对于那些内在病症如经络不通、血脉不畅、炎症、肿瘤、内分泌紊乱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实是力不从心的。深入到宏观经济体系内部,从内在机制层面进行特异性预防和治疗,针对具体问题展开对因治疗、定向手术的,是宏观经济机制设计。
所谓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是针对宏观经济系统运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从内在机制层面进行科学的、精巧的微调或者重构,包括调整相应的利益关系、运行逻辑和控制参量,从而借助相关方的利益追求、利益博弈和系统运行来化解问题,自动自发达成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是机制设计理论在宏观经济中的运用,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监管,而是寻求如何不管,即要从事后的查办惩处、事中的分权制衡走向事前的精巧设计,从源头上消解问题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从而达到治未病弭乱于无形的政策效果。
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有一整套的调研、诊断、利益结构设计、利益函数构造、参数计算、系统仿真和检验程序。以提振生育率这一热点问题为例,只要以百姓心为心,我们就不难发现:将问题归咎于养育成本过高是表面化、片面化的认知,改革开放之初那么低的收入水平、那么难的生活状况都没压制生育率,因为在那时候,孩子就是憧憬和希望,孩子多了成功几率大。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堰塞,正直的人往往缺少机会,打工人翻身的可能越来越小,不愿再生养下一代成为新的辛苦打工人,主要是未来预期而非当前的养育成本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日本、韩国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跨越阶层的机会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退而求其次,就目前而言,如果采用纯经济激励手段,也不应是生育补贴、生育奖励这种滥撒胡椒面的方式,而是要定向激励,精准施策,即要鼓励那些收入较高、能够承担较高养育成本的家庭多生,而不是鼓励那些尚无经济能力的家庭多生。
根据以上两点及函数计算,我们的建议是:为提振生育率,目前可先考虑采用个人所得税税率降档的方式,即每多生一个孩子,个人所得税税率直接降一档到两档。譬如月薪10万,原个人所得税税率45%,生第一个孩子,税率降为35%,生第二孩孩子,税率降为25%,以此类推。之所以不采用先征后退税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宏观经济机制设计崇尚简单=美,最少环节,最少动作,简简单单解决问题。
考虑到孩子养育周期,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应当保证五十年不变,以便让当事家庭基于长期、稳定、可靠的预期做出生育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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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戴天宇老师即将出版的《宏观经济机制设计》
西方主流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的盛行及其对话语权的把控,束缚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形成了可怕的思维定式,一说到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似乎就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真正的剑术高手,不滞於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现代资本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依据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的价格(谁出钱多配置给谁)、当期收益(谁现在赚钱多配置给谁)转向了未来预期收益(谁未来赚钱多配置给谁,如VC投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主要对象也逐步转向预期社会意义上的未来预期收益。信心比黄金更贵重,一切有利于稳定和提升预期的措施,都可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譬如,GDP增长目标设定本身就能作为一种政策手段,经济萧条时适当拔高一点,经济过热时适当压低一点,以平滑商业活动的预期;再譬如舆论宣传,既是国家的一种战争手段,也是一种宏观经济预期调控手段;又譬如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交易成本,同样也能提升企业未来预期收益。
事实上,当宏观经济系统运行不畅,病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种外部的喂食或输血,指望宏观经济系统本身的自愈能力恢复健康,虽然也有效果,但显然不是治本治根的办法,对于那些内在病症如经络不通、血脉不畅、炎症、肿瘤、内分泌紊乱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实是力不从心的。深入到宏观经济体系内部,从内在机制层面进行特异性预防和治疗,针对具体问题展开对因治疗、定向手术的,是宏观经济机制设计。
所谓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是针对宏观经济系统运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从内在机制层面进行科学的、精巧的微调或者重构,包括调整相应的利益关系、运行逻辑和控制参量,从而借助相关方的利益追求、利益博弈和系统运行来化解问题,自动自发达成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是机制设计理论在宏观经济中的运用,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监管,而是寻求如何不管,即要从事后的查办惩处、事中的分权制衡走向事前的精巧设计,从源头上消解问题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从而达到治未病弭乱于无形的政策效果。
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有一整套的调研、诊断、利益结构设计、利益函数构造、参数计算、系统仿真和检验程序。以提振生育率这一热点问题为例,只要以百姓心为心,我们就不难发现:将问题归咎于养育成本过高是表面化、片面化的认知,改革开放之初那么低的收入水平、那么难的生活状况都没压制生育率,因为在那时候,孩子就是憧憬和希望,孩子多了成功几率大。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堰塞,正直的人往往缺少机会,打工人翻身的可能越来越小,不愿再生养下一代成为新的辛苦打工人,主要是未来预期而非当前的养育成本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日本、韩国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跨越阶层的机会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退而求其次,就目前而言,如果采用纯经济激励手段,也不应是生育补贴、生育奖励这种滥撒胡椒面的方式,而是要定向激励,精准施策,即要鼓励那些收入较高、能够承担较高养育成本的家庭多生,而不是鼓励那些尚无经济能力的家庭多生。
根据以上两点及函数计算,我们的建议是:为提振生育率,目前可先考虑采用个人所得税税率降档的方式,即每多生一个孩子,个人所得税税率直接降一档到两档。譬如月薪10万,原个人所得税税率45%,生第一个孩子,税率降为35%,生第二孩孩子,税率降为25%,以此类推。之所以不采用先征后退税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宏观经济机制设计崇尚简单=美,最少环节,最少动作,简简单单解决问题。
考虑到孩子养育周期,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应当保证五十年不变,以便让当事家庭基于长期、稳定、可靠的预期做出生育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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